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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第一季,香港地产市道走势已与市场的实际承受能力脱节,社会上要求政府加以干预的呼声日高,1994年3月30日,港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推出四项旨在压抑楼价的措施,并委任一个跨部门小组来拟定具体实施细则。该四项措施是:1997年7月2日,泰国政府被迫宣布放弃维持了13年的主要与美元挂的一篮子货币固定联系率制度,转而实行浮动率制。7月11日以后,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等国亦先后屈服于国际投机势力,相继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导致本国货币大幅贬值。一场席卷东亚诸国的金融危机就此骤然而起。就在10年计划即将完成之际,置地又策动更瞩目的拓展计划,先是将位于雪厂街的荷兰行和有利银行拆卸重建,该项计划在90年代初完成,即著名的大道中九号物业。1982年2月12日,置地更以47.55亿元的破纪录价格,投得中区毗邻康乐大厦的新“地王”。根据合约规定,置地须在地面兴建一新的巴士总站,其上则为一座两层平台,香港证券市场将设于此。这座后来被命名为“交易广场”的发展计划分两期进行,总投资逾80亿元。第一期是两幢52层高商厦,于1985年落成;第二期在毗邻再兴建一幢32层高独立商厦,于1988年完成。三座交易广场总楼面面积达154.5万方尺,其富有动感的外形和大幅有色玻璃幕墙令维多利亚海港的景色迥然改观。金沙澳门官网由此可见,经营的高度集中、市场的低度竞争威胁、价格歧视的存在,以及部分地产商囤积楼宇牟利等等因素,都加剧了楼宇供求的不平衡。

金沙澳门官网1981年4月2日,香港地铁公司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出售红棉道一幅地皮,面积为13 825方尺,结果以4.8亿元售出,平均每方尺地价高达34 720元,创香港最高地价纪录。如果说红棉道因面积小涉及资金数额不大的话,那么1982年2月12日港府售出的中区新“地王”,则震动整个地产界。早在1981年11月,港府就宣布以公开招标形式售出中区位于康乐大厦以西一幅面积多达14.4万方尺的地王,当时是中巴及小巴在中环的总站,可以说是港岛中环商业核心区的中心,是“地王”中的地王。当时,参加投标的财团包括置地、长江实业、新鸿基地产等大型地产集团。事前有人预测,这幅地王可售出70亿元价格,置地常务董事鲍富达也曾估计,这幅地皮的价值将在75亿元之上。〔5〕后来,地产市道从高峰滑落,结果到1982年2月12日开标时,置地以47.55亿元的高价投得,而长江实业和新鸿基地产分别以43亿和38亿落败。这幅地王平均每方尺地价是32 964元,虽稍低于红棉道地段,但却创下港府官地拍卖的历史新纪录,并成为全球最大宗地产交易。(见表3.3)这座后来被命名为“交易广场”的地产计划分两期进行,先后建成3幢高级商厦,建筑面积达200万方尺,总投资逾80亿元。与长实的“对外扩张”明显不同,新鸿基地产侧重的是“内部扩张”。70年代以后,新地围绕地产发展向上下游拓展业务,除收购原有的建筑、管理服务公司外,还相继开设保安消防设备工程、设计工程(则师楼)、机械电机工程部门等,又增设财务公司、保险公司、混凝土公司、石屎生产厂、建筑机械供应公司等附属机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地已拥有附属及联营公司超过100家,包括本身拥有的附属公司47家、联营公司28家,旗下上市公司新城市(新界)地产有限公司又拥有附属、联营公司35家,形成从投资控股、地产发展及投资、楼宇建筑、机械、工程及混凝土生产及供应、物业管理及代理、财务金融及保险等一条龙服务的垂直式发展集团,成为一家庞大纵式生产集团、典型的“楼宇制造工厂”。1989年5月,港府推出该财政年度的首次3幅官地拍卖,信和及黄氏家族连夺两幅工业用地,涉及资金2亿元。1991年10月,信和联同隆丰国际及中国海外,以12.5亿元夺得沙田住宅地王,信和所占股权为九分之四。在激烈竞投中,信和置业主席黄志祥眼见隆丰国际代表与信和一直争持至12.3亿元时仍无退意,使出一招“飞象过河”,弯腰向前与隔数排的隆丰代表磋商合作,引来全场哗然,拍卖官为求更高成交价,亦开声阻拦,一时间成为行内人士茶余饭后的笑谈。信和集团竞投土地之勇,由此可见一斑,而黄志祥本人自此获“飞将军”的雅号。

大昌地产上市后,充分利用股票市场狂热的机会,发行新收购物业或其他地产公司的少数股东权益及联营公司权益。1973年,大昌就先后15次发行新股,发行的股数高达1.5亿股,先后用于与新鸿基地产、泰盛发展、利兴发展、嘉年地产及和记国际等公司换股,又购入大批物业及地产投资公司,如购入喜来登酒店35%股权、都城地产25%股权及太古昌25%股权等。与长实的“对外扩张”明显不同,新鸿基地产侧重的是“内部扩张”。70年代以后,新地围绕地产发展向上下游拓展业务,除收购原有的建筑、管理服务公司外,还相继开设保安消防设备工程、设计工程(则师楼)、机械电机工程部门等,又增设财务公司、保险公司、混凝土公司、石屎生产厂、建筑机械供应公司等附属机构。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新地已拥有附属及联营公司超过100家,包括本身拥有的附属公司47家、联营公司28家,旗下上市公司新城市(新界)地产有限公司又拥有附属、联营公司35家,形成从投资控股、地产发展及投资、楼宇建筑、机械、工程及混凝土生产及供应、物业管理及代理、财务金融及保险等一条龙服务的垂直式发展集团,成为一家庞大纵式生产集团、典型的“楼宇制造工厂”。希慎兴业上市后,即着力加强旗下的投资物业阵营,向大股东利氏家族购入地产物业及重建发展地盘,计有1984年以4600万元购入港岛浅水湾宝山阁;1986年以4500万元购入铜锣湾两个地盘,发展成今日的友邦中心及礼顿道111号,同年又以8.5亿元购入花园台2、3号及乐源道38号柏乐苑;1987年以4.45亿元购入恩平道2至38号及渣甸坊19号等。到80年代末,希慎的铜锣湾王国已发展至拥有270多万方尺收租楼面面积,比上市初期增加逾倍。金沙澳门官网就在特区政府制订新的房屋政策的同时,一场酝酿已久的金融风暴悄然掩至,并三度冲击香港,作为香港货币金融政策的基石和核心的港元联系汇率制度经受了严峻的挑战,期间,香港银行同业隔夜拆息利率一度飙升至280厘的历史高位,处于巅峰状态的股市、地产连番暴跌,香港经济经历了战后以来最严重的衰退。

1968年,危机过后,香港政局转趋稳定,市民对香港经济前景的信心恢复,那些在1967年政治骚动期间离开香港的人士纷纷回流香港。这时期,香港经济迅速复苏,工业化进程亦趋完成,除纺织、制衣外,电子、玩具、塑胶及钟表业均迅速发展,旅游、金融及商业服务等服务行业亦开始勃兴。良好的投资营商环境吸引了不少海外资金,尤其是来自东南亚地区的南洋热钱大量涌入,这些资金和热钱大量投入股票、地产市场,香港股票市场迎来战后第一个繁荣高潮。1987年9月,笔者应聘前往香港东南经济信息中心工作,任职经济分析员,从事过渡时期香港经济的研究,前后长达8个年头。笔者在香港工作期间,香港正处于“九七”回归的历史性过渡时期,经济表面繁荣,地产市道一片兴旺,形成长达10年的大牛市,地产业也因而成为香港经济中最重要的行业之一。这引起我浓烈的研究兴趣。在香港工作期间,我曾较深入地研究了香港主要的资本与财团,其中就包括地产大财团,我在《香港房地产导报》撰写系列专题文章,对香港约20个有代表性的大型房地产集团的历史演变、发展现状、其主要投资策略,以及未来发展趋势等,进行了系统的分析。这些文章在当时引起了部分香港房地产界业内人士的重视。1994年底,笔者结束在香港的工作,回到广州暨南大学继续从事教学和研究。在此后的3年间,相继撰写了《香港英资财团(1841—1996)》(1996年)、《香港华资财团(1841—1997)》(1997年)等著作。1999年,应香港三联书店的诚意邀请,我又开始了本书的写作,并为此在香港地产界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收集资料工作。1994年初,著名的美国摩根斯坦利公司已发表研究报告指出:香港地产市道的“泡沫”正渐渐形成,虽无即时爆破的危机,但要提防两种可能:一是某些事件或环境令香港经济急转直下,又或引起极大的政治或经济不安,二是利率突然飙升。恒隆的发展,可说与地铁站沿线上盖物业发展有着极密切的关系。1981年,正值恒隆各项投资收成在望,业务进入高峰期之际,恒隆领导层雄心万丈,先后与新世界发展、凯联酒店、华懋、信和地产、华光地产、怡华置业、益新置业、万邦置业、廖创兴企业及淘大等地产公司合组成3个财团,竞投地铁港岛沿线9个地铁站上盖物业发展权,全部发展计划包括兴建8幢商业大厦和拥有8 000个住宅单位的私人屋邨,总楼面面积达700万方尺,估计建筑成本超过70亿元,总售楼收益高达183亿元,其中,恒隆可获利逾40亿元。〔12〕结果,以恒隆为首的3个财团夺得地铁港岛沿线9个地铁站上盖物业发展权。消息传出,全港轰动。

地价的急升,反映在官地拍卖上是投标价屡创新高。1970年6月1日康乐大厦现址拍卖时,每方尺平均地价是4 868元,到1978年8月4日金钟道一幅地皮拍卖时,每方尺售价已跃升至13 643元。1980年7月18日夏悫道远东金融中心现址拍卖时,每方尺售价更进一步升至26 247元,升幅是康乐大厦现址拍卖价的4.4倍。然而,这些拍卖成交价与后来的红棉道地皮和中区新“地王”相比,仅是小巫见大巫而已。在住宅楼宇方面,长期以来一直在地产市道扮演重要角色的唐楼已被逐渐淘汰,代之而起的是高层住宅大厦和大型私人屋邨。私人住宅的建成量逐年大增,从1976年新建成15 425个单位,增加到1981年高峰时期的34 475个,5年间增幅高达124%。新建成的住宅楼宇中,以100平方米以下的中小型楼宇所占比例最大,每年均在90%以上,其中40平方米以下的小型住宅楼宇约占50%左右。住宅楼宇价格大幅飙升,以最受欢迎的小型住宅单位为例,1976年每方尺售价是265元,到1981年高峰期已上升到每方尺1 050元,5年间升幅接近3倍。(见表3.1)香港地产业经过两年多的沉寂,终于在1984年第四季度开始复苏。踏入1985年,地产市道转趋活跃,楼价、租金开始回升,各地产发展商亦积极增加土地储备,扩大供应。从1985年到1989年中,地产市道持续畅旺,各类物业交易频繁,期间,虽遇上1987年10月全球性股灾,恒生指数暴跌及香港联合交易所停市4天,然而,楼市经短暂休整之后即企稳,随后更戏剧性地大幅攀升。到1989年第一季,香港许多地区的楼价普遍比1981年地产高峰期的历史最高水平高出30%。这次升浪的主要特点是:地产业对香港财政收入的贡献首先表现在卖地收入上。据统计,从1971/1972年度到1997/1998年度的27年间,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累计高达2554.23亿元,在同期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达13.5%。具体而言,卖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在各年变化颇大,从70年代中期起逐年上升,到80年代初期达到高峰。1980/1981年度,卖地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一度高达35.6%,其比率如此之高,这在西方经济中比较罕见。进入过渡时期以后,由于卖地收入对半平分拨归港府和中英土地委员会辖下的土地基金,卖地收入在政府财政总收入的比重有所减少,但到1997/98年度又回升至23.4%。(见表6.7)除卖地收入外,香港政府还直接或间接地向土地、房屋征收多种税项,包括地税、物业买卖印花税、物业税、差饷,以及地产发展商的溢利税、利息率等。此外,港府还有物业及投资收入。据统计,从1994/1995年度至1998/1999年度的4年间,仅差饷和政府物业投资两项累积达386.81亿元,约占同期财政总收入的4.9%。(见表6.8)换言之,如果将卖地收入、差饷、政府物业及投资,以及其他各项相关收益加总,在政府财政总收入中所占比重估计平均达20%或以上。地产业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成为香港实行低税制的基础,对香港财政收入的稳定具重要意义。

这一时期,恒基股价节节飙升,到1996年11月20日已升至每股74.72元水平。恒地不失时机地配股筹资,先后于1995年12月和1996年9月两次以先旧后新方式配股集资22亿元和35.2亿元,集资总额达57.2亿元。就在第二次配股当日,恒地又宣布发行武士债券,集资300多亿日圆(约23.4亿元)。从1993年到1996年,恒基集团集资频率之高、数额之大,业内公司无出其右。难怪有评论认为,派高息、借贷、集资已成为恒地的“财政商标”了。〔10〕根据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的调查,香港虽然没有法律障碍,阻止任何人士加入楼市成为地产发展商,但是,新经营者进入地产发展市场与原有大地产商竞争时,却面对着有限的土地供应、高昂的地价、高财务成本、较弱的议价能力等一系列不利因素。因此,香港的地产市场不算属于具高度“竞争威胁”〔20〕的市场,自1981年以来,没有新的大型地产商能够打入市场(这是指有能力每年供应量达5%或以上的新私人住宅楼宇发展商)。〔21〕金沙澳门官网〔10〕 吕凯君著: 《上市公司分析: 着着先机的长江实业》,载香港《每周经济评论》1982年12月12日,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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